“一个人民教师强奸了15年的女学生，我把他给举报了，但是学校反而停了我的职。我没想到举报一个坏人会有这么难，会遇到这么多的阻力。”在王富荣被枪毙2个月后，贺照兰再次回忆起那段举报经过，她没有流太多的泪，但有几段长时间的沉默。“为什么这种兽行能被‘纵容’15年，为什么他们就不容许我捅破这层窗户纸？” 　　从1987年到2002年，王福荣先后在陕西省白水县尧禾镇集贺小学、东武小学、放马小学、车庄村小学等7所学校，强奸、猥亵了18名小学幼女。其间，王福荣仅败露过2次，然后用私了和调往另一个小学的方式使事件得到平息。调动最频繁的时候，王福荣曾经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换了5所学校。 　　校长对此事并不惊讶 　　2002年9月10日傍晚，刚吃过晚饭，我就听到敲门声。正好有几个朋友在家，两个女学生没敢进屋，站在门口对我说：“贺老师，有一个秘密，你出来一趟好吗？” 　　女孩把我拉到场院里的一个大麦草垛后，让我蹲下要趴在我的耳边说话。“有一天，王富荣老师让同学们在院子里背书。我背完书后到教室取作业时伸头一看，一个女同学站在王老师面前系裤子，王老师坐在凳子上……” 　　我脑子嗡了一下，绝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王富荣平时看上去是一个非常本分的人。我那天接连问了两个女孩好几遍：“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其中一个女孩一连报出了7个女孩的名字，说她们都被王富荣欺负过，还一起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 　　我送走她俩时，让她们带另外7个女孩到我家来，我当时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回家后，我的脑子里一直浮现出平时王富荣的举止。他和我们夫妇俩的交往都很深，平时就住在学校，离我家不到百米，几乎每天晚上王富荣都会到我家看电视，能看到晚上10时多。我有时还炖鸡汤、削苹果来招待他。47岁的王福荣已经有25年教龄，我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教学上的问题，也常帮王富荣判作文。我绝对想象不出王富荣会掩盖得这么好。 　　9月11日，我相继接触到了另外4名被王富荣侵犯的女生，我才确信这事是真的。 　　当天下午，校长奚福勤来我家借打气筒，我憋不住问他：“你知道咱学校里王富荣老师强奸幼女吗？”“你不要听别人乱说。”“应该是真的，很多女生都向我反映了。”校长好像并不惊讶：“对这事一定要小心谨慎！我要出趟门，等我回来再商量吧。”但是奚福勤回来之后也没有再找过我。 　　最小的受害者只有8岁 　　我决定不再依靠学校领导，独自把事情的真相调查清楚。 　　9月12日，雨一直没停过。当天晚上，8个女生冒雨来到我家。一进门，就拥上前搂住我哭成一片。她们哭，我也哭：“既然大家信任我，我舍命也要保护你们，但你们要对我说实话。” 　　这些孩子从3年级到4年级的都有，最大的13岁，最小的只有8岁。一个女生对我说她不止一次被侵犯：有时隔天一次，有时3、4天一次。有时他说给我辅导作业，有时说给我检查卫生，把我叫到房里后，就解开我的裤子压到我身上……这8个女生被王富荣欺负过数十次，时间长达2年，整整3个学期。 　　我越听越气，把每个女孩都踢了一脚，我从来不对孩子们凶的，但是每个女孩说的故事都像一个炸弹，一个接一个，我都气炸了：“你们明知道到他房里就是干坏事，为什么后来还要去？”“王老师叫我去，就必须去，老师的话谁敢不听？”女孩又是一片哭声。 　　后来，狠下心拨打了110。一个女警官接的电话，我没说两句就开始哭。女警官问：“你光哭，我知道你要说啥呀。”“我是车庄村小学的一名老师，我要举报这里的一个老师强奸幼女……”“什么时候？”“整整3个学期了……”“3个学期？那为什么早点不说，现在才报案？！”女警官有些愤怒，我说“我刚知道。”她让我先别挂电话，过了两三分钟，公安局局长出现在电话那头，他问我王富荣现在何处，马上来抓人，让我先呆在家里，他们要做些笔录。 　　晚上9时，我听见村里响起了警笛声。5分钟后，警车就开走了，我估计王富荣已经被铐走了。 　　“孩子要是撞车死了，我就向你要人！” 　　很快村民们都知道王富荣因强奸幼女被抓走了，他们也知道有很多孩子被糟蹋了，但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家的孩子。因为答应给孩子们保密，所以我谁都没说。 　　直到有一天，公安局的同志跟我说：王富荣交待了，一共58个女学生，但是如果要定他的罪，光靠口供还不行，得有证据。因为不方便给女孩子作检查，他让我帮个忙，但是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强迫那些孩子，千万不能出人命。 　　我只好硬着头皮上门去找孩子，那些家长这才明白原来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他们觉得脸上无光，对我直吼：“你糟蹋我，我恨死你了！”边说边刮孩子的耳光。我说你打孩子干嘛呀，你打我吧！家长指着我又吼：“你滚，我不想看见你！”这里的家长思想很保守，虽然恨王富荣，但他们更害怕孩子长大后不好嫁人。 　　后来我说通了孩子们，约好时间带她们去县医院做妇科检查，但有个女生在约定的当天没有出现，我只好再去做思想工作，可是第二天她还是没去，我又去了她家，女孩的家长一看到我就烦：你不要找她了，孩子要是觉得这事不能见人，撞车、跳沟死了，我就向你要人！ 　　结果我只能让医生把B超机搬到自己家里来，拉着窗帘“偷偷”进行检查，检查第一个，医生说是(有被强奸的损伤)；我就哭，又查第一个，医生又说是，我又哭了……还有一个孩子被查出已经怀孕了……前前后后上医院检查的费用600多元，都是我自己掏的钱。 　　有了证据还不够，还得有证词，公安局的同志还是希望我能够帮着召集所有的孩子做笔录。我起先没答应，我觉得这些医院的检查已经铁证如山了，再让孩子们回忆过去太残忍了。他们给我做工作说，你报案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保护孩子，把王富荣抓起来，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但是只要有一种证据不完备，我们就定不了他的罪，也许还得把他放回去。你希望把他放回去吗？ 　　我当然不愿意，就答应了公安局的请求：“但咱说好了，这是让她们说最后一次，以后永远不让她们再说了。”我没想到孩子们都挺配合的。 　　因为证据已经相当充足，2003年12月，王富荣被陕西省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判处死刑。12月25日下午2时，王富荣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我那天其实非常难过，但我知道那些受害者都很开心。尽管她们中间有很多人在公安局调查的时候不愿出来作证，或者因为已经结婚生子，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但是我完全理解她们。(部分材料源自央视《讲述》) 　　本该光荣的事却变得很丢人 “禽兽教师”揭发者“炼狱” 　　晨报实习记者 顾嘉健陕西白水报道 　　3月12日，揭发教师王富荣15年里强奸、猥亵18名幼女的贺照兰，乘着夜色回到位于陕西白水县车庄村的家。之前，在贺照兰曾经教了3年书的车庄村小学，一名老师说：“这里没有这号人。” 　　星期五下午，贺照兰家的铁门被上了锁，阳光很舒服地洒在贺家门前的大块平地上。很多学生放学后在这里玩耍，他们知道贺老师现在已经调去县里的职业中学工作，只有周末才有可能回家，不少学生会去看她，“但是我们也不确定，上个周末贺老师就没有回来”。 　　在等了两个多小时之后，一片漆黑中有了车灯的亮光和发动机的声音，晚上7时40分，贺照兰搭乘他爱人的摩托车出现在家门口。“我现在不太愿意回来，路上要经过王富荣的家，我怕撞见他家里人。这事都快过去3个月了，周围的人还在说些闲话，现在我很想离开这个地方，回我的老家山东，真的。” 　　工作一波三折 拨110举报当不成老师 　　贺照兰看到笔者，情绪很激动，她哭着拉笔者进门，挪凳子，倒水，洗苹果。2004年2月6日，贺照兰正式去白水县职业中学上班，之前的1年多时间里，她失去了当人民教师的资格。 　　2002年9月12日晚上8时40分，她拨打110，举报同在车庄村小学做老师的王富荣强奸了至少8名女学生。 　　2003年9月1日，她被学校以“不需要临时代课老师”为由清退回家。理由的出处来自一份教育局关于“清理教师队伍”的文件，而该文件早在2002年6月就已经下发执行，文件明确规定“学前班的老师不属于清退对象”。可一直教学前班的贺照兰还是在举报事发后1年被蹊跷地清退了。 　　2004年1月4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曝光了这一案件。1月7日，深圳市大海装饰有限公司的老总高峰看过节目后叫人带信给贺照兰，让她全家搬去深圳，“县里不安排工作，我们来安排。” 　　这样的传真发到了县教育局，教育局马上挽留贺照兰，并和县职业中学就她的工作进行了沟通。 　　后悔放弃“深圳机会” 　　贺照兰至今还保留着高峰给她写的信：“非常感谢您勇敢地为社会剔除了一个坏蛋，对您的遭遇我们特别关注，同时热情邀您和您的丈夫一起到我们公司来工作。”因为感觉到高峰的真心实意，1月13日她还是瞒着县里去了深圳。 　　公司当天就开了一个欢迎大会，拉着“向贺老师学习向贺老师致敬”的横幅。“但是我在他的公司里看到职员们都很年轻，我年纪这么大了，又不会英语，又不会电脑。我对高峰说，我不能给你创造什么财富，来你这里能做什么呢？高峰说，可以做仓库保管员，月薪1500元。”但她呆了两天后还是决定回白水，“因为县里已经安排了工作，我要是去了深圳，别人肯定会觉得照兰是被白水县给逼走的，对白水县的形象不好。” 　　“想不到回来还是听到那些闲言碎语，有人现在还常说，我这个人太坏了，把别人给举报了。就连我的好朋友都说，这些被糟蹋的学生里又没有你的孩子，去抱什么不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不兴这个了。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贺照兰坐在床头边，台灯的光打在她的脸上，她哭了，她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去深圳。这种后悔多少有些让人惊讶。“真的很后悔。要是留在深圳至少心情会好很多，换个环境换口气，而且这个工作我也一定能够干好。你回头要是跟高峰碰上了，问问他最近怎么不和我联系了？” 　　3月15日，正在住院的高峰告诉记者，他专门派了秘书与贺照兰联系。“我还替她算过了，她在深圳退休后没法获得社保，而在陕西，县教育局的人已经对我保证一定会给她所有的福利，所以我觉得她还是留在陕西那边更好。我已经承诺贺照兰，不管她的女儿是否能考进高中，都可以到我公司来上班。” 　　怀念在车庄村小学的日子 　　现在贺照兰每个月的收入是530元，比原先在车庄村小学每个月80元的工资高了不少，但是她并不在乎这个。 　　“在车庄村小学，每天放学了，我就留下来和学生们一起打扫卫生。我自己的热水瓶和喝水缸一直都放在教室里，不管哪个年级的孩子口渴了都能到我这里来喝水。学校里没有音乐老师，我虽然不是很精通，主要教学前班的孩子，但我还是很用心地教每个年级的音乐课，孩子们很喜欢，所以和学生们的关系处得非常好。这大概也是被糟蹋的孩子们为什么愿意把事情真相只说给我听的缘故。”贺照兰现在很怀念在车庄村小学的日子。 　　2003年9月，她被学校“清退”之后，邻居给她介绍了一份工作：县里幼儿园的一个老师生了孩子，让她去做保姆，一个月150元，贺照兰同意了，她想彻底忘记那件事，想忘记学校。“那个孩子很可爱、很漂亮，我看到他真的会忘记曾发生的一切。”只有在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才会想起那些学生，回家前她在县城里买些桔子和其他吃的，学生来看望的时候，她可以用来招待。 　　今年1月以后，她被安排在县职业中学工作，但并不教书，“只是在办公室里负责考勤、干些杂务，我知道自己只能教小学里的孩子，在这所高中我根本派不上用场。”她觉得很无聊，甚至认为自己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人。 　　县教育局的领导对贺照兰说，现在给她安排工作了，应该感激县里才是，但贺照兰说她不想感激。还有人嘱咐她不要再跟任何媒体接触了，应该多树立县里的光辉形象，但贺照兰说她不明白“光靠照兰一个人”怎么树立形象？县里有关领导曾经要她理解当地政府对这件事的判断是会有逐渐认识过程的，她想不明白，“这事一眼就能分清是非，要是你的孩子被人糟蹋了，你还要慢慢认识？”这件事给贺照兰留下了太多的阴影，她始终摆脱不了。 　　王富荣的阴影 贺照兰的女儿被迫转学 　　贺照兰要是从县城回家，必定得路过尧禾镇的第一个村——放马村，王富荣的家就在那里。她害怕撞见他的家人，害怕再提到这段往事，所以她宁愿住在学校的宿舍里。 　　王富荣的儿子在门公村中学教书，而贺照兰的女儿此前就在那里念初中。她举报王富荣后，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每个星期都得让爱人去看看孩子。去年9月开学的时候，她实在放心不下，还是决定让女儿转学到私立的新华中学读初三。为此，她付出的是女儿每年1350元的学费和每个月100元的生活费。 　　2003年12月25日中午12时，这是王富荣被执行枪决的时刻，也是贺照兰永远忘不了的一幕。“那时我还在帮那个幼儿园老师带孩子，街上的警笛声响个不停。我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个老师低声嘱咐我：‘你不要到街上去，今天枪毙王富荣。’从她嘴里我得知前一天晚上，县里专门就处决王富荣开了干部大会。因为执行死刑的权利一般都在市里，县里没有这个权利，但是这件事影响太大，为了教育老师，头一次把死刑下放到县里来执行……我当时抱着孩子流着泪，心里难受极了，总觉得是自己把王富荣害死了。那天我连水都喝不下去。” 　　“不要胡说，他是你们的老师” 　　其实，贺照兰和王富荣原是关系非常好的同事。 　　早在2002年9月10日傍晚(报案前两天)，两个女学生就向贺照兰反映“王富荣欺负女同学的事”。贺照兰还很怀疑：“你们不要胡说，他是你们的老师。”直到2002年9月12日晚上8时，贺照兰送走了8个冒雨来哭诉的女孩，她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她跑到里屋，一想起那些女孩就失声痛哭，然后跑到外屋准备报案，刚拿起电话又放下。“我不是在想如果报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而是在想王富荣的处境——王富荣的妻子是体弱多病的农村妇女，他还有80多岁的父亲和两个没结婚的儿子，全家都靠他养活。王富荣被抓，肯定就是重罪，如果有个好歹，怎么对得起他的家人。” 　　贺照兰在里屋和外屋之间来回跑，思想斗争了足足40分钟，“但是一想到王富荣现在还在教自然、美术、社会等课程，离退休还早得很，再不报案，不知道又有多少孩子要受害，整个学校都要完蛋了。而且即便我不报案，等到这种事‘烂’了，公安局一查，我明知道都不管，也是难逃其责。然后我就下决心拨了110。” 　　当晚9时，贺照兰听见了警笛声停在家门口车庄村小学附近，然后渐渐远去，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王富荣和他的家人。 　　“你为我报仇了” 　　举报后，一名已经结婚的妇女来找贺照兰，这个在1983年被王富荣强奸的受害者哭着对她说：“你为我报仇了。”县里公安局的同志和医院的医生也都很支持她的举动：“你做得对，你救了更多的孩子。” 　　但是，这样的话很快被更多的抱怨声淹没了，“你让我们的姑娘长大了怎么嫁人！”很多受害者的家长认为她捅了自家的“篓子”。 　　这些异样的声音让贺照兰觉得这件本该光荣的事却变得很丢人，她不敢上街进城，不敢和熟人主动打招呼，不敢对做保姆的那家人提自己的身份。“我知道我得罪了很多人，王富荣的亲戚、学校专干、校长、县教育局局长……现在没事，可是等过了三五年，等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冷”了，等到谁都不记得你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会来报复我……这阵风迟早都有刮过去的那天，但是火还没有灭。” 　　贺照兰原是山东省日照市人，1976年就随当兵的爱人来陕西，她很希望山东的电视台能来播一下节目，让山东省政府知道自己的处境，她很希望他们能帮助自己回到山东去。 　　对话 从内心深处来说我绝不后悔 　　晨报：那些受害的孩子为什么不告诉家长却来找你求助？ 　　贺照兰：我和孩子们的关系都很好，从来不对他们凶，像朋友一样，大概她们觉得我可以信赖，可以帮她们讨个公道。孩子们当时只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要我为她们保密，二是要我保护她们。 　　晨报：但你报了案，是不是等于没给她们保密啊。 　　贺照兰：保密是让我不要跟家长们说，不要跟朋友们说，但孩子们还要我保护她们，怎样保护？我问过她们：“让他赔钱？”孩子们摇头。“那把他抓到监狱里去？”孩子们说：“行。” 　　晨报：就只有报案这一种解决办法？你没跟别人商量一下？ 　　贺照兰：我在报案的两天前找过校长奚福勤(笔者注：奚福勤后来被免去车庄村小学校长职务，并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商量，但是他没有给我答复。报案后，他反而质问我：“你这事和谁商量了？你为什么要报案？你要报，怎么不把我一起报了？”我说：“你没犯事，你要犯事了，我把你一块儿报了去。”我觉得我保护了孩子，作为一个公民我做了应该做的。 　　记者：很多人包括你的朋友都说你不值得，现在你又想选择离开这个地方，还后悔当初放弃了到深圳工作的机会，是不是有点后悔做这种事了？ 　　贺照兰：对你，对所有理解我的人，我都说“我不后悔。”但是对某些领导，我确实说我后悔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后悔，因为他们说对这件事有一个慢慢认识的过程，我听了之后感觉很失望。不过，他们现在给我一碗饭吃，至少说明他们已经承认我是对的了。从内心深处来说，我绝不后悔。 　　晨报：王富荣死了，你们的关系曾经非常好，所以你很难受，甚至觉得是自己害了他，是不是觉得如果王富荣不是被判死刑的话，你会好受些？ 　　贺照兰：肯定的，但是我又怕他回来继续害人。从一开始报案，我就知道他犯的那事是死罪。 　　3月22日晚，记者再次打电话给贺照兰时，她还呆在县职业中学的宿舍里，“上个星期有人偷偷告诉我，那些受害的女学生一旦犯了错误，周围的其他同学就会用那件事去嘲笑，她们现在已经受到了歧视。但如果我真的离开这个地方，那些女学生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