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最后一个刽子手：敏感脆弱 害怕看见血(图)
他叫费尔南·梅索尼埃，今年71岁，方脸上刻着深深的皱纹，微笑中透着疲倦，神情仿佛看穿一切，空洞而茫然。1947年～1961年，他曾在阿尔及利亚当刽子手，用断头台切下犯人的头颅。这个听上去恍如隔世的古老职业注定了他一生的境遇。
“人们总是把刽子手想成粗野残暴、嗜血成性的家伙，长着凹陷的双眼。可我既不会虐待，也不会拷打，相反，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嗓音沉闷喑哑，只有谈及从前的职业才显出活力。“那是一个公职，不是一份工作。人们不说刽子手，而是行刑人。我是刑事判决的执行人。”每当他做完这样的更正，都流露出一种忠诚履行使命的人所特有的自豪。他会展示法国政府发给自己的官方证件——一张已经磨损发黄的卡片，画着蓝白红三色横线……
子承父业
与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著名刽子手参孙(自1668年至1847年，参孙家族共有18人操刽子手之业，其中最有名的是查理-亨利·参孙，他于1793年1月21日10时22分砍下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头颅，被称为“人民的复仇者——译注)不同，梅索尼埃家并非世袭此业。费尔南的父亲莫里斯当年是个“黑脚”(人们这样称呼那些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裔居民——译注)，曾参加“共产主义斗争”，又在阿尔及尔开过餐馆。1928年，在刽子手亨利·罗克的怂恿下，他从操纵名为“寡妇”的断头机开始入道，成为职业刽子手。那时的人用刽子手所在城市的名字来称呼他们，比如“里昂先生”、“巴黎先生”，莫里斯则被称为“阿尔及尔先生”。
小费尔南敏感、脆弱。8岁时，他梦想成为舞蹈家，被父亲断然拒绝。在父亲看来，跳舞跟同性恋没什么区别。费尔南的另一个爱好是歌剧，每周四都跟母亲去歌剧院。他至今仍喜欢美声唱法，会为听到一个动人的嗓音而战栗。他13岁时离开校园，14岁到邮电部门工作，偶尔帮父亲装卸断头机。那一年为了祝贺父亲的生日，他模仿1868年名为“自行车”的断头台，制作了一个微型复制品，堪称完美杰作。这算是他沿父亲足迹迈出的第一步。
由于经常听到父亲谈及自己的“工作”，费尔南热切地想看一次行刑。1947年7月的一天，刚刚16岁的他实现了宿愿。半个多世纪后，他仍然清晰记得那一幕，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最后差点儿没去，因为是要看着一个人这样死去……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快，可能也就3秒种……人头落地时，我不禁喊出了声……那一次行刑是我最经常忆起的。此后，我从未真正习惯这一行，但我得工作，必须全神贯注。”他以一种特有的急促方式讲述过去，从未表现出任何激动和遗憾。
26岁那年，费尔南成为第一助手，在行刑时负责托住犯人的头，由此挣到第一份薪水。接着，他成为行刑长，一直干到1961年阿尔及利亚独立，共处决了200多人。他在保存至今的登记簿中记录了当年的行刑收入账目：装卸断头机的津贴、风险津贴、行刑津贴，等等。“今天算来，一次行刑的费用是4个半欧元。在阿尔及利亚事件期间，行刑次数很多，行刑人的月收入增长了一倍甚至两倍，我每个月工作几小时，挣的钱是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的四倍。”每当讲起这些往事，他会时而陷入沉默，眼睛茫然地望着远方，也许又恍然看见穿着白衬衫、系着黑领带的自己站在7公斤重的铡刀下。
“行刑的时候，我会想着那些被犯人杀害的平民百姓，那些肢体残缺的女人和孩子……如果不想这些，我就没法干下去。被判决的人是真正的罪犯，但如果可能，我会救他们，然后去了解为什么……”他庆幸自己从来不是个虐待狂。和父亲一样，他努力做得富于人道。当受刑者走上断头台，为了减轻死刑犯最后时刻的精神折磨，他总是提醒说：“当心，有一级台阶。”于是，那个人就会留心地面，而不是一下子看到高悬的铡刀。“父亲和我，我们是正直的。在阿尔及利亚，不少人对我们抱有好感。但在法国，行刑人被看得很坏。”
离开刚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后，费尔南身无分文，干过许多小职业。他在塔希堤生活了将近30年，那曾是他梦中的世外仙岛，但真到了那里，等待他的全然是另外一番现实。后来，凭着商业感觉，他买下丝毫不被看好的几块地皮，又以翻了100倍的价格卖出去，终于积聚起一笔小财富，回到法国。如今，他拥有一家酒吧餐馆和多处公寓房，看上去殷实富有。但他的左邻右舍从未接受这位被称为“砍头者”的邻居。
创办“正义与惩罚博物馆”
他爱谈的话题之一是司法裁判错误，他坚信自己在干着正当的事、某种意义上非干不可的事，不必有遗憾，也不必内疚。但他对三个死刑犯始终心存疑惑，其中一个是女人，他至今还记得她在最后时刻的喊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呀！”那些被处决的无辜者被他视为战死沙场的士兵。每年万圣节，他都去巴黎拉雪兹公墓，在勒叙尔克(在大革命后不久震撼法国的“里昂邮车事件”中，勒叙尔克被错判处决——译注)的墓前献一束花。
他所偏爱的另一个话题是刑罚史，家中书架上摆满有关司法与犯罪学的古老著作。“上中学时，历史是我的强项。最令我感兴趣的年代是中世纪。”1980年，他决定实现一个宿愿，先从巴黎古董商手中买了行刑斧、手铐、带有监狱或苦役场标志的物件……又开着一辆房车满欧洲寻找镣铐、绞刑绳……最终收集到400件展品，在方丹－德沃克吕斯创办了一个“正义与惩罚博物馆”：与原物同样高大的断头台赫然耸立，一颗头颅浸浮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玻璃窗后陈列着最“尖端”的刑具……但阴郁的气氛不适合阳光普照的普罗旺斯地区，参观者并未如期而至。心灰意冷的收藏家最后卖掉了全部展品。
费尔南本想通过这个博物馆使惟一的女儿了解他在阿尔及利亚的生活，但没有奏效，女儿对此不感兴趣。仿佛是命运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的女婿姓吉约坦，与“断头台”谐音(法文中，姓氏Guillotin与断头台guillotine只差一个字母)。妻子西蒙娜被问起对那个奇特博物馆的感受时，也总是轻轻撇嘴，表示不以为然。这个塔希堤女人并非指责丈夫，只不过她更喜欢缝制缠腰布，而不是收集刑具。在家中明亮的客厅里，一边摆着塔希堤人的缠腰布、波利尼亚岛风光图片、贝壳项链、笑容灿烂的塔希堤女人照片，另一边摆着镣铐、苦役犯的照片和罩在玻璃下的微型断头台。两只鹦鹉随情所至地唱着《国际歌》或《马赛曲》，中间夹上一句主人爱说的话：“所有死刑犯都要被砍脑袋！”
他害怕看见血
当费尔南被问及是否做噩梦时，他说：“首次行刑后，我睡得不好，但从未做噩梦。”这个看上去平凡羸弱的人是怎样摆脱记忆的纠缠呢？那些面对断头台号啕、挣扎、最终身首异处的人怎样被他从脑海中抹掉呢？他坦言害怕看见血：“如果经过一条发生车祸的街道，我会加速穿过去，我不想看。一个人并不会因为干了行刑人而不再敏感。有一次因开车轧死一条狗，我还病了一场。在电视里看见穷人挣到几百万，我会热泪盈眶。”他始终把父母亲的骨灰盒摆在壁炉上，每每说起总是泪眼模糊：“我愿意他们在我身边。”
他的父亲和教父都死于喉癌，他本人身患肝癌和胃癌。这个曾那样接近死亡的人表示并不怕死：“我不知道自己面对死亡时会是何种态度，但一个行刑200多次的人不允许自己惧怕。我见过一些有非凡勇气的死刑犯。我尊敬那些勇敢地死去的人。”他请一位雕塑家为自己的双手和头做了模塑，醒目地摆在桌子上。头的铸模大小如真，也戴着一副眼镜，等待迎接自己的骨灰。他对女儿说：“这样，你将来就会想到我。”
费尔南强烈表示对死刑的反感：“都结束了。我们决不能后退。”但是，当有人诧异于他历数往事时的无动于衷时，他不无讥讽地说：“如果今天还在公共场所执行死刑，我敢说仍会观者如潮。”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法国最后一个见证历史的刽子手，他应邀到巴黎参加一个关于苦役犯的图片展，并为新近口述完成的自传体《刽子手谈话录》签名售书。他坐在一摞书的后面，目光忧郁。参观者瞟一眼书的题目，都不太感兴趣。一个男人走过来，盯着晚会的这位主角问：“这一切会重来吗？”他的回答干脆利落，如同断头机上落下来的侧刀片：“不可能。”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我能够重活一次，我想成为一个学者，去了解，去获知。我愿成为库斯托船长(雅克-伊夫·库斯托，1910～1997，法国航海家、探险家、电影人、环境主义者，在环保领域尤其贡献卓绝——译注)，或者当牧师，因为牧师是正直的人。”他在每一本书上都写下相同的题词：“我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被人们记住。”
小资料
法国的最后几次死刑执行：1972年，克罗德·布封和罗歇·邦唐因杀死一名监狱看守和一名护士命丧断头台。1976年7月28日，克里斯蒂安·哈努希因杀害一名小女孩被处决。其犯罪经历成为作家吉尔·佩罗著名小说《红色套头衫》中的情节。最后一次死刑执行发生在1977年：哈米达·德让杜比残害并杀死一个女孩。最后一名死刑犯菲利浦·莫里斯于1981年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大赦。最后一名被处决的妇女是热尔梅娜·戈德弗卢瓦：1949年，她因用斧子砍死丈夫被判死刑。此后所有被判死刑的女犯人都被大赦。法国于1981年废除死刑，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泰向议会提交的提案获得369票赞成、113票反对。目前，全世界仍保留死刑的国家有84个，包括美国、中国、日本等，行刑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电击、注射、绞刑、枪毙等。(来源：世界博览)
